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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些新情况——经济复苏势头脆弱,全球贸易和投资低迷,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波动。同时,地缘政治因素错综复杂,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风险相互交织。西方国家政策内顾倾向加重,保护主义抬头,以反开放、反自由贸易、反建制为主要特征的“逆经济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有些西方国家甚至将中等收入群体锐减、收入两极分化等诸多发展问题归咎于经济全球化,导致对经济全球化的质疑声浪高涨。
  事实上,西方国家的发展问题不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而是其不当的国内政策造成的。《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用翔实的数据分析指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历史高水平,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加剧了财富不平等现象,而且将继续恶化下去。因此,让经济全球化承担本不该由它承担的责任,实质上是在转嫁矛盾,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任何一种趋势的形成和发展总是伴随着反对这一趋势的阻力。虽然遭遇逆风,但经济全球化仍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拨开层层迷雾,综合经济、政治、社会等因素,可以做出经济全球化三个没有变的判断,即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没有变,领发展潮流的作用没有变,促进各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诈用没有变。以世界贸易为例,世界贸易增速通常是世界经济增速的1.5倍左右,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时期,世界贸易增速高达世界经济增速的2倍,促进了财富增长和就业机会增加,数亿人因此摆脱了贫困。近年来,世界贸易增速开始低于世界经济增速,但这一方面是贸易保护主义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美元汇率波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跌、消费就近化造成的,存在着“统计幻觉”,即统计数据并没有反映现实的世界贸易图景。现实情况是,尽管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制,但世界贸易和经济全球化仍在持续发展。互联网科技迅猛发展,交通通信成本持续下降,全球价值链和国际供应链中的商品生产更多体现为跨境分段式组装,这是世界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因,也符合人类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基本诉求。历史将不断证明,对外开放是一国发展的必然选择,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全球化才能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和繁荣。

作者简介

  张磊,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讲席特聘教授(WTO任命),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贸易谈判学院院长,世界贸易组织讲席(中国)研究院院长,上海高校智库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治理与中国改革开放联合研究中心主任,商务部学术支撑基地WTO贸易政策审议中心主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世界经济专业及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法学博士生导师。2000年获得上海财经大学产业经济学博士学位。2011年获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劳工组织、意大利都灵大学知识产权法硕士(LLMinIP)学位。曾经先后赴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美国哈佛大学、瑞士洛桑大学及美国乔治敦大学访问进修。担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员、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虚拟学院协调人、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ARTNeT联络人、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ITC,日内瓦)国际顾问、欧洲法律学生联盟(ELSA)模拟法庭辩论赛常任学术委员会委员、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全球价值链专家、商务部企业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援助专家以及科技部专家库专家(知识产权)、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理事长。研究方向为WTO法、法经济学和知识产权。
  德博拉·埃尔姆斯(DeborahElms),新加坡亚洲贸易中心创始人,现任该中心执行董事,同时担任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贸易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此前,她曾任淡马锡基金贸易与谈判中心(TFCTN)主管以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国际政治经济问题高级研究员。埃尔姆斯博士的研究主要针对谈判和决策,目前其研究领域涉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东盟经济共同体(AEC),以及全球价值链。埃尔姆斯博士曾为阿联酋、斯里兰卡、柬埔寨和新加坡等国政府提供有关各类贸易问题的咨询服务。埃尔姆斯博士拥有美国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南加州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和波士顿大学学士学位。
  
  应品广,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贸易谈判学院副院长,世界贸易组织讲席(中国)研究院副院长,上海高校智库国际经贸治理与中国改革开放联合研究中心副主任。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博士(2012)、新加坡管理大学访问学者(2013)、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上海高校中青年教师智库人才培训班”结业(2014)、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访问学者(2017)。兼任亚洲竞争法协会理事、上海市法学会竞争法研究会理事、中国服务贸易协会专家委员会特约研究员、华东政法大学竞争法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上海大学竞争生态研究中心顾问专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和中国法学会部级课题1项,参与教育部、商务部等部级项目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等国际组织项目10余项,出版独著3部,合著2部,参编教材1部,发表中英文论文30余篇。研究方向为竞争政策与国际经贸治理。

目录

第1篇国际经贸环境新变化及其应对
“公平贸易”成为美国贸易新政策的核心点
美国贸易政策转向与中美全面经济对话
美国对华贸易保护的新态势及其政策建议
美国新政府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的研判
美对华启动“301调查”意欲何为?
中国应高度重视美国国家安全审查最新趋势并予以应对
FragileInstitutionalFoundationsofGlobalTrade
TheTransformingPictureof“AmericaFirst”
TheNewUSPolicyIsDisruption:ImplicationsforAsia
Update:The301Trade“War”CountdownHasStartedwithChina
FoiledAgain:ChinaFailstoGainMarketEconomyStatusintheUS
BrexitMeansaFreeTradeAgreement

第2篇“一带一路”与国际经贸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发展方向与路径
“一带一路”倡议下投资者与东道国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安排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新发展
促进知识产权包容性协调,构建“一带一路”知识经济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做好知识产权战略准备
“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一中东欧国家金融监管合作与创新改革
“一带一路”倡议下构建全球贸易和投资治理的新机制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投资海外港口的风险应对
确立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防范国企境外投资风险
新常态下中国涉外律师服务如何更好“走出去”?
中国涉外法律服务市场建立二元监管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加强海外投资审查,严防非理性投资

第3篇自由贸易协定新进展
中国应尽早制定应对不含美国的TPP的对策
TPP与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投资规则比较
美国退出TPP对知识产权意味着什么?
中国仍需高度关注TPP11的下一步进展
TPP11:UnpackingtheSuspendedProvisions
CPTPPorTPP11forTradeNerds
It'sAliveandKicking:PreparingforTPP11in2018
TheTPP11ChoiceinaWorldofIncreasingFTAComplexity
中国应通过RCEP加强经贸规则领域话语权
RCEPandDigitalServices
RCEP:NineteenRoundsandCounting
RCEP:FacilitatingTradeforE-commerce?
中欧自贸区建设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中国一欧盟自贸区建设中的绿色贸易壁垒问题及应对策略
中欧自由贸易协定知识产权条款建议
国际投资协定中企业社会责任条款设置的新发展
WhatHappensifNAFTACollapses?
EU-SingaporeFTAMovingForwardatLast

第4篇多边贸易体制热点问题
《贸易便利化协定》生效助力全球经贸企稳回暖
科技型农业贸易重要性的凸显及中国的对策
WTO框架内汇率操纵国的法律越位及中国的对策
世界贸易组织渔业补贴新规则谈判与中国的立场
中国提出WTO电子商务发展提案以引领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
TheWTOataCrossroads
Disconnect:BusinessandGovernmentinTradeFinancing
SaltandtheRailroad:WhyTradeMatters
TougherTradeEnforcementMeansWhat,Exactly?
SpecialEdition:TheWTO“FallBack”OptionforBrexit
Weakening“Insurance”ProvidedbyOldGlobalTradeRulesandCommitments

第5篇上海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
自由贸易港事关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可持续性
关于在上海自贸试验区进行法律服务开放与监管创新的建议
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国际经验与突破方向
建议把服务贸易作为上海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点
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应全面防范高校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职务犯罪风险

附录1世界贸易组织讲席计划背景资料和指导方针目标
附录2上海高校智库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治理与中国改革开放联合研究中心简介
附录3新加坡亚洲贸易中心简介

精彩书摘

  《国际经贸治理重大议题2018年报》:
  2017年9月13日,特朗普接受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简称CFIUS,负责国家安全审查)的建议,禁止一家具有中国背景的美国私募基金管理公司收购莱迪思半导体公司。这是近30年来美国总统第四次以国家安全原因禁止一项交易,且所有四例被禁交易都和中国相关。2017年9月14日,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举行了关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改革的听证会,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如何应对中国在美投资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无论是最新案例还是立法动议,均体现出美国针对中国发起国家安全审查的日趋严格的趋势,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一、美国国家安全审查的最新趋势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是美国主管外国在美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的机构。这个机构由9位内阁成员、2名当然成员和总统委任的其他成员组成,由财政部主导并由财政部长担任主席。其主要职责是审查可能导致美国企业被外国控制的关乎美国国家安全的交易,尤其是涉及关键技术和关键性基础设施的交易。自1975年成立至今,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已经历若干变革,每次变革均被授予更多权力。近期的案例及改革动议,进一步体现出授予其更多权力的趋势。
  首先,美国试图通过修改法案进一步强化针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审查。从目前立法动议和听证会情况来看,针对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改革主要有四个方面:(1)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职权,使其有权管理产生知识产权转让的交易,无论该交易是否导致企业控制权的改变;(2)将合资企业纳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管辖范围;(3)增加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房地产交易的审查;(4)将“受关注国家”及其发展趋势(如技术开发)提升为审查因素。此外,在上述提及的听证会中,还有人建议将绿色投资或创业投资归由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管理。上述改革内容均在很大程度上指向中国。比如,在最新被禁止的案例中,白宫新闻处的声明表示,禁止该项交易的理由主要有四点:(1)将知识产权潜在转移给外国收购者;(2)中国政府对此交易的支持;(3)半导体产业供应链对美国政府十分重要;(4)美国政府正在使用莱迪思半导体公司的产品。近年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已经使多起涉及中国投资者的交易受阻或被禁,这个趋势在特朗普领导的政治环境下有可能进一步升级。
  其次,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主要审查两大因素:一是交易是否会导致美国企业被外国(尤其是外国政府)控制;二是交易是否可能危及国家安全。但是,近期趋势表明,上述两个方面的标准都愈发严格。
  在控制的界定方面,从已有案例来看,如果交易是“消极投资”(一般指纯财务性质的投资)且外国收购的美国公司份额不高于10%,则不存在“控制”。但是,近年案例表明,凡有中国国有背景的企业参与,都会引起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警惕。比如,在最新被禁止的案例中,为了应对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交易双方已经设计了十分复杂的结构:中国投资者设立了一家注册于美国的名为“峡谷桥”的私募基金管理公司,并任用两位美国公民作为该公司的普通合伙人,希望由此显示买方是一家美国企业,中国投资者控制的子公司只作为峡谷桥公司管理的一支基金的有限合伙人,只是一个消极投资者。尽管如此,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仍然认为,由于峡谷桥公司主要由有浓厚中国政府背景的投资者设立,中国政府的支持在该交易中无法忽视,因此,该交易展现出了无法弥补的国家安全隐患。可见,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将会更多关注“实质”而非“形式”。无论如何设计交易结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最终还是会追踪到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并据此决定目标公司在交易完成后是否会被外国控制。
  在国家安全的界定方面也越发体现出主观弹性。第一,在2007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界定的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是11项,2012年增加到12项,并且原先针对特定行业的审查惯例被打破,使现有审查不局限于特定行业,只要涉及国家安全,都可以进行审查。第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的行业内容主要是“关键性基础设施”和“关键技术”,但是“关键技术”的审查受到双重管辖,即被并购的企业是否属于关键技术企业由不同的政府部门来认定。在出口环节,即使政府部门允许了相关技术的出口,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也可以阻止该项目;反之,即使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通过了审查,政府部门也可以否决。这使得“国家安全”的界定标准不一。美国完全可以根据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状况的变化,对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职权及其审查程度进行调整。同时,又由于涉及国家安全,审查过程往往不透明,信息公开需要经过非常复杂的程序,最终公开的信息也非常有限。
  最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并不是唯一对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超越美国的举动做出反应的部门。除了利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继续审查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投资行为外,美国还会在贸易救济和出口管制等方面继续采取措施。
  ……

前言/序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些新情况——经济复苏势头脆弱,全球贸易和投资低迷,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波动。同时,地缘政治因素错综复杂,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风险相互交织。西方国家政策内顾倾向加重,保护主义抬头,以反开放、反自由贸易、反建制为主要特征的“逆经济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有些西方国家甚至将中等收入群体锐减、收入两极分化等诸多发展问题归咎于经济全球化,导致对经济全球化的质疑声浪高涨。
  事实上,西方国家的发展问题不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而是其不当的国内政策造成的。《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用翔实的数据分析指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加剧了财富不平等现象,而且将继续恶化下去。因此,让经济全球化承担本不该由它承担的责任,实质上是在转嫁矛盾,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任何一种趋势的形成和发展总是伴随着反对这一趋势的阻力。虽然遭遇逆风,但经济全球化仍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拨开层层迷雾,综合经济、政治、社会等因素,可以做出经济全球化三个没有变的判断,即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没有变,引领发展潮流的作用没有变,促进各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诈用没有变。以世界贸易为例,世界贸易增速通常是世界经济增速的1.5倍左右,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时期,世界贸易增速高达世界经济增速的2倍,促进了财富增长和就业机会增加,数亿人因此摆脱了贫困。近年来,世界贸易增速开始低于世界经济增速,但这一方面是贸易保护主义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美元汇率波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跌、消费就近化造成的,存在着“统计幻觉”,即统计数据并没有反映现实的世界贸易图景。现实情况是,尽管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制,但世界贸易和经济全球化仍在持续发展。互联网科技迅猛发展,交通通信成本持续下降,全球价值链和国际供应链中的商品生产更多体现为跨境分段式组装,这是世界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因,也符合人类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基本诉求。历史将不断证明,对外开放是一国发展的必然选择,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全球化才能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和繁荣。
  经济全球化符合经济规律,符合各国利益。当前需要讨论的问题不是要不要经济全球化,而是怎样推动经济全球化向着更有利于人类共同发展的方向演进。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中国以推动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己任,2016年11月19日,习近平主席在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我们要积极引导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向,着力解决公平公正问题,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增强广大民众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预计未来五年,中国进口总额将达到8万亿美元,利用外资总额将达到6000亿美元,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7500亿美元,出境旅游将达到7亿人次。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支持者、引领者,中国将始终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的繁荣稳定,同其他国家一道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共享经济全球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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