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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二战”后,现代社会的全球经济基本规则和制度安排正处于改革和尝试期。作为战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政策制定和国际谈判的核心参与者,两位作者回顾了诸多世界经济事件,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到崩溃,从广场协议到卢浮宫协议,再到几次石油危机引发的通货膨胀。除此之外,再版新书也增加了对当前世界经济趋势的解读。深入了解战后世界经济的历史,对思考目前全球化面临的问题、世界货币动荡、人民币的地位和未来、以及居民个人的资产配置选择都有启示性意义。

作者简介

保罗·沃尔克

经济学家,1969-1974年担任尼克松政府的财政部副部长,他是美国1971年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和当今全球浮动汇率体制的主设计师。1979年至1987年任美联储主席,在他的领导下,美国通货膨胀得到牢固控制,对稳定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经济起过关键性作用。他是1985广场协议签署时的美方官员,预言了美元的暴跌;他领导处理了影响全世界的拉美债务危机。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受奥巴马邀请担任美国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提出加强金融监管的“沃尔克规则”。

行天丰雄

日本大藏省前副相,广场协议签署时的日方官员。日本东京银行(现东京三菱银行)前主席。

于杰,从业于银行和投资领域多年,已翻译出版《时运变迁》、《管理美元》和《通胀螺旋》。目前还担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公众号:时运变迁

精彩书评

吴晓灵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国家外管局原局长

研读国际货币事务变化中两位亲历者保罗.沃尔克和行天丰雄的论述,对理解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所面临的问题和探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可行路径大有补益。

乔治·舒尔茨美国前财政部长、前国务卿

沃尔克对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居功至伟,这《时运变迁:世界货币、美国地位与人民币的未来(修订版)》翔实记录了他的思想和充满勇气的行动,我们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

C.弗雷德·伯格斯滕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

《时运变迁》是国际货币体系,更宽泛地说,甚至是世界经济方面已问世的重要的书籍之一。20世纪七八十年代,现代社会的全球经济基本规则和制度安排正处于改革和尝试期,该书的两位作者即为当时政策制定和国际谈判的核心参与者,从而提供了理解当今世界形势,及协调货币失调和外部失衡可能的*佳方式绕不开的背景条件。

张健美国哥伦比亚政治学博士,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二战”后世界经济*基本的制度支柱,即使在1971年美国政府宣布黄金与美元脱钩从而结束了该体系的经典存在形式之后,也仍然深刻影响着自那以来的重大国际经济和金融事态。可以说,不了解布雷顿体系,就没办法理解我们身处其中的现实的来历。而常言有道“鉴往知来”,若想在面对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未来时少一点迷茫,从《时运变迁》开始,也未尝不是一个上佳的选择。

目录

修订版推荐序 

中文版作者序 

英文版推荐序

英文版编者序

英文版作者序 

导言

第一章新的世界秩序,“二战”后的格局 

第二章20世纪6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丛林时期 

第三章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第四章浮动和放任自流

第五章协调行动的尝试

第六章控制通货膨胀

第七章应付拉美债务危机

第八章制服超级美元:广场协议

第九章经济管理的更多探索:卢浮宫协议

第十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还是一个新的民族主义

第十一章走进不确定的时代

附录一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附录二债务危机评述

词汇表

1944—1989年国际货币关系年表

附表

书目提要

主要人名中英文对照

译后记

精彩书摘

第八章制服超级美元:广场协议

保罗·沃尔克

概述

1984年和1985年年初,里根政府在经济上的成就感是显而易见的。衰退过去了很长时间,经济早已是增长势头,一个盛大的竞选胜利等着去庆祝。外汇市场上,美元处于云端的汇率水平招致了出口商的不满,我们的一些贸易伙伴也感到不安。但对狂热者而言,在美元汇价被视为市场认可的标志的情况下,所有那些说法看上去都是吹毛求疵:对里根的忠实支持者来说,经济上认可的重要性至少不亚于选举结果。

讽刺的是,美国正日益依赖国外资本补充其可怜的储蓄。这个历史上*富有、*强大的国家,也正在变成世界*大的债务国。鉴于我们的预算赤字太大,而国内储蓄太少,我们能够很好地利用国外资本。但我们不喜欢硬币的另一面:贸易和经常账户逆差达到并突破了此前无法想象的每年合计1000亿美元的水平。

无论政府是否愿意承认,美元汇率已经明显太高,以致成了大麻烦。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这看上去的确都不可持续。日元和德国马克相对美元的汇率在1984年年底已回落到1973年甚至更低的水平,他们的汽车、机械产品、电子产品,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美国大市场。强大的保护主义压力正在国会中出现。

詹姆斯·贝克和理查德·达曼的新财政部团队,显然对那些压力和问题很敏感,另外可能也对他们新团队如何在世界舞台上亮相感兴趣。一入职,他们就很快加入了五国集团中其他国家发起并开始的遏制美元升值行动。汇率开始如过山车般大幅下滑。当美元在夏末出现一阵子反弹时,财政部新团队通过后来被熟知的广场协议,促成了一次联合、猛烈和公开的行动,以进一步降低美元汇率,协议因于1985年9月在纽约广场饭店签署而得名。除了其他内容,这个协议引人关注之处在于日本的合作——大幅提高日元价格,这在几年前是被强烈抵制的。

这一事件代表了十多年前汇率浮动以来,泛大西洋和泛太平洋范围内*积极进取也*坚定的引导汇率努力。某种角度上讲,它是1978年11月紧急美元防御一揽子计划的翻版。那也是一个美国提出的合作干预动议,突然改变此前对美元的态度和外汇市场管理模式。两次行动都需要其他主要金融强国的积极配合,两次行动都有意识地配合以国内政策。每次行动都以其各自方式反映了政策的要求: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和控制权,以应付曾造成很多政治麻烦的大量的、紧迫的经济间题。在1978年,是对政策信心的普遍丧失;在1985年,是贸易政策在国会和全国失控于保护主义力量的威胁。

但是,除了第一次行动目的是支持美元、第二次是压制美元这个明显的不同之外,这两次行在一个重要方面存在差异。广场协议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即美国的态度发生了怎样深远的变化;广场协议是否会是迈向“更趋管理”的汇率制度的第一步;以及为了支持这一努力,在经济政策的系统协调上,世界各国政府是否准备好持续地投入真正的努力。这是我们在《时运变迁:世界货币、美国地位与人民币的未来(修订版)》余下章节探讨的主要问题。我担心,答案不是肯定的,或者说,起码现在还不是。

政府和市场

自从浮动汇率出现之后,外汇市场成为反映政府经济政策主要有时是即时的传动带。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在各类国际市场快速扩张的一段时间里,外汇市场呈指数级扩张。在制定政策时,绝不能完全忽视其波动性,但它也是一个非常善变的主儿。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便开始出现私人投资者利用外汇市场的不稳定博取收益的情况。当时,所有大的国际商业银行经营外汇交易的部门的主要目的还只是服务客户。鉴于平价调整很

长时间才发生一次,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不到1%的边际空间内,没有太多资金参与买卖。但当汇率自由浮动后,银行交易员很快发现,自己十分擅长从汇率波动中赚钱。他们可以进行短期趋势操作,因为他们能看到趋势的发展,并且比其他任何人的反应都要快。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这些后台服务部门已成为银行重要的利润中心根据银行规模大小,每年利润有5000万美元、l亿美元甚至2亿美元不等。不时也会有一些亏损,但对活跃的交易银行来说,更值得关注的是来自外汇交易利润的量级和持续性。肯定有人损失,但不是外汇交易商,因此,金融界是浮动汇率重要的支持者,这是不言自明的。

这些外汇市场庞大,每天交易数千亿美元。这种市场实质上是由数百名通过开放电话联系的交易员组成。他们面前是汇率报价屏,旁边是一两个显示*新消息和计算机测算的汇率关系分析屏幕。交易员通过努力领先于他们发现的趋势,来赚取他们的大部分利润。他们所谓的趋势,指的不是一年,不是一个月,而可能只是一两天,甚至几分钟。

因为大多数的老板们要求交易员在一天结束时平盘,并坚持对全天的交易头寸设限,以控制银行风险,交易员们不得不动作迅速才能赚到大钱。所以他们对基本趋势关注得很少,他们不想充当深思熟虑的经济学家,事实上他们不想和经济学家们有什么交往。

交易员感兴趣的是市场当下的风向,或者说是他们认为的激发其他银行交易员和他们的客户买卖货币的因素。假设他们认为利率重要(事实上他们的确经常这样认为)。由于交易员通过他们的屏幕跟踪商业新闻,他们可以抓取到服务千大银行和经纪公司的经济学家们的预测,比如说,就业人数预期下降10万,是政府将在早上第一时间发布的数字。如果工作岗位实际下降15万,市场计算认为美联储很有可能降息、一些客户和其他交易员将卖出美元。于是一些交易员会抢着先行卖出,美元价格开始下跌。如果这看上去像一个趋势,那么其他人也会跟随,汇率波动将远

不是任何特别经济新闻的重要程度所能决定的。

汇率的变化影响进出口价格,而价格的变化过程*终将影响到进出口量。一般来讲,一种货币价值下跌,将通过使进口品更昂贵而减少贸易赤字而价值上升则

产生相反的效果。但是市场目前的真实资金流动,不是由贸易中的货币交易主导,而是由追逐高投资收益的大规模资本流动主导,汇率因此对那些资本流动的反应更剧烈。那些资本流动,可能受到相对高利率这样的直接因素或一国不可预测的政治因素影响。

从意在使贸易及其他国际收支项目趋于平衡的政策制定者角度,交易员们试图搭上某趋势时所产生的预期和“随大溜”效应,将导致货币出现远超贸易模式下合理差额所对应的宽幅震荡。随着浮动汇率的继续,假以时日,对什么是合适且可持续的汇率水平,市场似乎没有了概念。正如经济学家们说的那样,不存在一种“铀”来约束交易员们的预期,并在汇率失控前引导他们逆势操作。所有那些都会产生影响,因为一国汇率是其经济中*重要的一个价格。它会影响各领域的价格、进出口乃至经济活动的好坏。因此,对任何政府来说,忽视汇率的大幅度波动是很难的,但里根政府有几年就是忽视的。

广场协议代表官方恢复对汇率变化至少是部分控制的一次尝试。美国*初的动议者是财政部而非美联储。在此类问题上,政府的这两个部门有着独立的法律授权且可能相当不同的看法。但如果要对汇率实施管理,不同的观点就需要调和。就像三腿跑步赛中的伙伴,虽然笨拙,但还是做得到的。作为行政执行部门,财政部认为自身对被称作国际货币政策的一些事务负有主要责任。我曾经是负责货币事务的副部长,除了经济分析、为政府及其机构进行融资等国内职责以外,这个职务是同其他国家的双边金融关系,或通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多边金融关系的中心。从这个角度,我密切关注汇率问题和国际货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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