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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中国金融业是否应该进一步开放?
开放久议不决的问题当如何解决?
政策理念又该如何与时俱进?

2.黄益平、张宇燕、朱民、朱隽、张斌、管涛、徐忠
中国金融研究中坚力量,建言中国金融改革开放
系统梳理改革开放40年,中国金融业开放进程
逐一剖析成绩、问题、风险和路径

内容简介

《中国金融开放的下半场》是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主办的《径山报告》项目2017年的研究成果,由综合报告和七个分报告组成。围绕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跨境资本流动、金融支持“一带一路”等金融开放领域的焦点话题,《中国金融开放的下半场》分析了金融开放政策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现状和问题,并围绕“积极、稳健地推动中国金融开放”提出了政策建议。主要建议包括:

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应统筹金融改革开放政策,“以开放促改革”应同“以改革助开放”相配合;积极增加汇率的灵活性,更多地让市场因素决定汇率水平;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建立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框架,并稳健地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并放松外资机构的持股比例,真正推动金融机构的对外开放;尊重国际市场规则和惯例,实现金融市场更高层次的开放;利用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契机,积极构建对外投融资框架;完善与开放金融体系相匹配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有效预防并化解金融风险。

作者简介


中国金融开放的下半场》由综合报告和七个分报告组成,课题组主要成员包括:黄益平、张宇燕、朱民、朱隽、张斌、管涛、徐忠(按报告顺序)。所有课题组成员均以个人身份参与研究。

1.黄益平,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与国际金融。

2.张宇燕,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长期从事制度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3.朱民,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4.朱隽,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特邀成员,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曾供职于国际清算银行,任经济学家。

5.张斌,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浦山优秀论文奖”获得者,主要研究中国和全球宏观经济,重点关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人民币汇率等问题。

6.管涛,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四十人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长期从事货币可兑换、国际收支、汇率政策、国际资本流动等问题的研究。

7.徐忠,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孙冶方金融创新论文奖”获得者,长期从事政策制定、金融改革和金融研究工作。

精彩书评

逆全球化思潮下的金融对外开放是个综合议题
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
在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情况下,我们金融的对外开放政策应该是怎样的?作为改革和对外金融开放的重要话题,保持国际收支合理平衡的着力点是什么?
《2017?径山报告》给了我很大启发。分报告《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一个重要观点和主要内容是,国际收支平衡已经由经常项目主导转变为跨境资本流动主导。我认为这个观点有数据支撑。比如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各自的差额及其占外汇储备资产的比例就可以佐证这一观点。
我们要意识到,在逆全球化的思潮下,在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市场面前,无论是与哪个国家谈双边经贸合作,还是在国际场合谈多边全球经济失衡,谈全球经济发展的矛盾、问题和对策,光讲贸易是不够的,必须要讲金融。
比如在谈及中美逆差时,我们常说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国不对我国出口高科技技术,如果美国放开管制,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问题可以得到合理解决。这些说法没错,但也说明我们把话语的着力点还只是放在贸易问题上。实际上,美国和全球一百多个国家都或多或少存在着贸易逆差问题。其实这里面不仅是贸易问题,还有金融问题,这和美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主导地位有关。
报告给我们的一个启发是,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国家,如果其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影响力与其整个经济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影响力不成比例的话,就会导致问题。现在美元、欧元、英镑,包括日元,它们在国际外汇交易和国际资本市场中的影响力很大。在债券市场,这四种货币合计占比约80%,而实际上这四个经济体的GDP总和仅占全球GDP总量的50%出头。
这些经济体想保持自己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体地位,得到铸币税的好处,但它们也要意识到这需要承受全球流动性的压力,它们国内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不可避免要受到挑战。这几年逆全球化思潮兴起,正是因为这些国家觉得自己的货币政策在应对国内经济周期问题(比如通胀或通缩、就业率问题等等)时有效性下降,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全球化带来了冲击。这个认识在理论上是片面的,是站在他们自身的角度考虑问题。
我们要学会从新的角度阐述自己的观点,在话语体系中取得上风。比如可以宣传说如果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进一步加强,这对解决全球经济失衡、优化全球国际储备货币结构、解决这些发达国家的经济问题是有帮助的。至于人民币真的成为储备货币、国际贸易结算货币之后,可能给我国经济金融运行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和影响,由于现在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中的比例还很小,我们还不至于马上遇到刚才所说的那些国家遇到的问题。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话由多讲一讲。这是在逆全球化思潮下,金融对外改革开放这个综合议题中应该思考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


《2017?径山报告》为什么重要?因为它清晰地表达了中国金融行业的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次贷危机之后,中国金融业遭受了一些挑战,包括:强烈的刺激政策带来的“三期叠加”副作用,中国影子银行的膨胀及其收缩,中国股市的异常波动和重回正轨,金融技术的长足发展和创新浪潮,企业杠杆率高企和银行业不良率的反弹,利率市场化的平稳推进和汇率改革的艰难前行等。坚持对外开放还是强化金融管制?《2017?径山报告》给出清晰和坚定的声音。

开放中的中国金融体系才更稳健。回顾历史,中国加入WTO之际,许多人对中国能否维持金融稳定表示担忧。事实证明,中国承受住了东亚危机的考验,并在随后的1998-2005年期间,在坚持开放的背景下,对本国金融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金融体系从“背水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险境,走向了“焕发活力、注重创新、重塑监管”的康庄之路。这一转折在《2017?径山报告》朱隽司长执笔的部分,有了清晰解读。由此看,次贷危机带来的全球金融动荡,以及中国从新常态到供给侧的转折,都需要我们意识到,对外开放和金融改革、金融稳定之间并无本质冲突。不是关起门来更有利于金融稳定和发展,而是永远不要关上开放的大门。

开放的战略机遇期是否仍在?《2017?径山报告》开篇就注重了这个问题,但似乎没有深刻切入。中国仍然处于改革开放的战略机遇期,但其形式和内容都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已从苏东剧变后的顺应式、参与式开放,转为在全球化有所退潮,孤立主义和保守主义在西方有所抬头的尖峰时刻,提出包括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理念和主张的主动式、建设性对外开放新阶段。这是《2017?径山报告》首章开宗明义之处。中国开放的战略机遇期仍存,机遇有多大的时空?这既取决于西方,更取决于中国的坚持和主张。开放的机遇很大程度上已不是别人给予的,而是中国创造的。

如何设计中国金融开放的路线图?这构成了《2017?径山报告》的主体内容。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报告执笔人几乎清一色都是年龄在约50岁、拥有20年以上金融政策研究、制定和执行经验的官员,以及少量学者。他们就货币政策、金融机构和市场、利率和汇率、监管和创新提出的分报告,都既在严格的学术逻辑框架内,又源自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实践、思考和前瞻。同样地,参与《2017?径山报告》讨论的群体也很出色,这使得该报告并不是单纯的政策吹风或呼吁,而是包含大量如何在对外开放前提下深化对内改革的政策诉求,也未回避对过去五年来金融领域一些现象的反思。这使得《2017?径山报告》能够衔接理论和操作,上得庙堂,接得地气。如果说要挑剔一些,也许报告可以增加由外资金融机构执笔的一些内容。中国金融体系给予了外资金融怎样的作为空间?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金融开放有什么感受和期待?这也许不应忽略。

如何平衡开放和创新,尤其是涌动的金融技术创新?事实上,新世纪以来,中国银行业通过建立核心业务系统和数据大集中,强有力地重塑了中国银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并给金融创新注入活力。随着金融技术在移动支付、财富管理和小额信贷领域的迅猛发展,技术似乎注定要重塑金融。可惜《2017?径山报告》对此的讨论不多。但黄益平等多年来潜心于该领域,对中美金融技术有持续调研和比较。强化这部分内容,在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之外,注重行为监管;在资本监管和风险监管两大传统监管核心之外,注重技术监管的重要意义,似乎也并不令人意外。但将金融技术融入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仍殊为不易。

《2017?径山报告》为什么重要?这个报告是中国在构建自身的金融稳定发展机制时,如何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的严肃思考。习近平同志指出,只要方向对了,就不怕路途遥远。在有深厚历史人文留存和现代创新实践的径山,该报告的问世,留给了金融从业人员,从理论到实践进行更深入持久思考的一份记录。
逆全球化思潮下的金融对外开放是个综合议题
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
在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情况下,我们金融的对外开放政策应该是怎样的?作为改革和对外金融开放的重要话题,保持国际收支合理平衡的着力点是什么?
《2017?径山报告》给了我很大启发。分报告《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一个重要观点和主要内容是,国际收支平衡已经由经常项目主导转变为跨境资本流动主导。我认为这个观点有数据支撑。比如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各自的差额及其占外汇储备资产的比例就可以佐证这一观点。
我们要意识到,在逆全球化的思潮下,在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市场面前,无论是与哪个国家谈双边经贸合作,还是在国际场合谈多边全球经济失衡,谈全球经济发展的矛盾、问题和对策,光讲贸易是不够的,必须要讲金融。
比如在谈及中美逆差时,我们常说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国不对我国出口高科技技术,如果美国放开管制,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问题可以得到合理解决。这些说法没错,但也说明我们把话语的着力点还只是放在贸易问题上。实际上,美国和全球一百多个国家都或多或少存在着贸易逆差问题。其实这里面不仅是贸易问题,还有金融问题,这和美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主导地位有关。
报告给我们的一个启发是,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国家,如果其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影响力与其整个经济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影响力不成比例的话,就会导致问题。现在美元、欧元、英镑,包括日元,它们在国际外汇交易和国际资本市场中的影响力很大。在债券市场,这四种货币合计占比约80%,而实际上这四个经济体的GDP总和仅占全球GDP总量的50%出头。
这些经济体想保持自己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体地位,得到铸币税的好处,但它们也要意识到这需要承受全球流动性的压力,它们国内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不可避免要受到挑战。这几年逆全球化思潮兴起,正是因为这些国家觉得自己的货币政策在应对国内经济周期问题(比如通胀或通缩、就业率问题等等)时有效性下降,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全球化带来了冲击。这个认识在理论上是片面的,是站在他们自身的角度考虑问题。
我们要学会从新的角度阐述自己的观点,在话语体系中取得上风。比如可以宣传说如果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进一步加强,这对解决全球经济失衡、优化全球国际储备货币结构、解决这些发达国家的经济问题是有帮助的。至于人民币真的成为储备货币、国际贸易结算货币之后,可能给我国经济金融运行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和影响,由于现在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中的比例还很小,我们还不至于马上遇到刚才所说的那些国家遇到的问题。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话由多讲一讲。这是在逆全球化思潮下,金融对外改革开放这个综合议题中应该思考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


《2017?径山报告》为什么重要?因为它清晰地表达了中国金融行业的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次贷危机之后,中国金融业遭受了一些挑战,包括:强烈的刺激政策带来的“三期叠加”副作用,中国影子银行的膨胀及其收缩,中国股市的异常波动和重回正轨,金融技术的长足发展和创新浪潮,企业杠杆率高企和银行业不良率的反弹,利率市场化的平稳推进和汇率改革的艰难前行等。坚持对外开放还是强化金融管制?《2017?径山报告》给出清晰和坚定的声音。

开放中的中国金融体系才更稳健。回顾历史,中国加入WTO之际,许多人对中国能否维持金融稳定表示担忧。事实证明,中国承受住了东亚危机的考验,并在随后的1998-2005年期间,在坚持开放的背景下,对本国金融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金融体系从“背水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险境,走向了“焕发活力、注重创新、重塑监管”的康庄之路。这一转折在《2017?径山报告》朱隽司长执笔的部分,有了清晰解读。由此看,次贷危机带来的全球金融动荡,以及中国从新常态到供给侧的转折,都需要我们意识到,对外开放和金融改革、金融稳定之间并无本质冲突。不是关起门来更有利于金融稳定和发展,而是永远不要关上开放的大门。

开放的战略机遇期是否仍在?《2017?径山报告》开篇就注重了这个问题,但似乎没有深刻切入。中国仍然处于改革开放的战略机遇期,但其形式和内容都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已从苏东剧变后的顺应式、参与式开放,转为在全球化有所退潮,孤立主义和保守主义在西方有所抬头的尖峰时刻,提出包括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理念和主张的主动式、建设性对外开放新阶段。这是《2017?径山报告》首章开宗明义之处。中国开放的战略机遇期仍存,机遇有多大的时空?这既取决于西方,更取决于中国的坚持和主张。开放的机遇很大程度上已不是别人给予的,而是中国创造的。

如何设计中国金融开放的路线图?这构成了《2017?径山报告》的主体内容。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报告执笔人几乎清一色都是年龄在约50岁、拥有20年以上金融政策研究、制定和执行经验的官员,以及少量学者。他们就货币政策、金融机构和市场、利率和汇率、监管和创新提出的分报告,都既在严格的学术逻辑框架内,又源自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实践、思考和前瞻。同样地,参与《2017?径山报告》讨论的群体也很出色,这使得该报告并不是单纯的政策吹风或呼吁,而是包含大量如何在对外开放前提下深化对内改革的政策诉求,也未回避对过去五年来金融领域一些现象的反思。这使得《2017?径山报告》能够衔接理论和操作,上得庙堂,接得地气。如果说要挑剔一些,也许报告可以增加由外资金融机构执笔的一些内容。中国金融体系给予了外资金融怎样的作为空间?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金融开放有什么感受和期待?这也许不应忽略。

如何平衡开放和创新,尤其是涌动的金融技术创新?事实上,新世纪以来,中国银行业通过建立核心业务系统和数据大集中,强有力地重塑了中国银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并给金融创新注入活力。随着金融技术在移动支付、财富管理和小额信贷领域的迅猛发展,技术似乎注定要重塑金融。可惜《2017?径山报告》对此的讨论不多。但黄益平等多年来潜心于该领域,对中美金融技术有持续调研和比较。强化这部分内容,在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之外,注重行为监管;在资本监管和风险监管两大传统监管核心之外,注重技术监管的重要意义,似乎也并不令人意外。但将金融技术融入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仍殊为不易。

《2017?径山报告》为什么重要?这个报告是中国在构建自身的金融稳定发展机制时,如何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的严肃思考。习近平同志指出,只要方向对了,就不怕路途遥远。在有深厚历史人文留存和现代创新实践的径山,该报告的问世,留给了金融从业人员,从理论到实践进行更深入持久思考的一份记录。

目录


序言?中国金融业开放的目标模式和路径/余永定
前言?积极、稳健地推进中国金融开放/黄益平


综合报告
积极、稳健地开放中国金融业
贯穿40年的金融开放●
成绩很大、问题不少●
政策理念应该与时俱进●
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助开放●
分报告:
第一章
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战略环境
从和平维度看国际战略环境●
从发展维度看国际战略环境●
从治理维度看国际战略环境●
中国营造未来国际环境的策略选择●
第二章
世界视野的中国金融发展
中国银行业发展历程、国际地位与未来转型方向●
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国际比较●
我国保险业的迅速发展及其国际地位的提升●
第三章
进一步扩大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
扩大金融业开放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
我国金融业开放取得的进展●
我国金融业开放进程中仍存在问题●
关于扩大金融业开放的下一步建议●
第四章
走向浮动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历程与现状●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面临的挑战●
走向浮动汇率●
第五章
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
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逐渐加大●
国际社会对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立场趋于软化●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金融开放呈现波浪式前进●
构建双支柱的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框架●
第六章
以对外开放促进金融市场改革发展
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关键●
主要金融子市场对外开放进展及评估●
推进金融市场更高层次的开放●
第七章
构建中国对外投融资合作框架
我国对外投融资合作现状评估●
开展对外投融资合作应秉承的理念●
抓住当前战略契机,构建我国对外投融资框架●
附录1问答与讨论●
附录2专家评论●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积极、稳健地推进中国金融开放》报告(以下简称《径山报告》)是一份讨论中国金融开放的历史背景、国际环境、历史经验和今后政策选择的重要研究报告。报告的撰写者都是来自中国权威机构相关领域的权威人士。报告的权威性是无庸置疑的。
按我的理解,中国的金融开放主要包括两个部分: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中国最终应该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服务业开放,这是学界的共识,但对于如何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服务业开放,特别是如何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学界却存在不少分歧。《径山报告》对中国数十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服务业开放的经验教训做了详尽的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非常公允的政策建议。以下是《径山报告》的7点建议。
第一,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应统筹金融改革开放政策,规划路线图并设计配套方案。第二,完善与开放金融体系相匹配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有效预防并化解金融风险。第三,积极增加汇率的灵活性,更多地让市场因素决定汇率水平。第四,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并放松外资机构的持股比例,真正推动金融机构的对外开放。第五,尊重国际市场规则和惯例,实现金融市场更高层次的开放。第六,利用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契机,积极构建对外投融资框架。第七,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建立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框架,并稳健地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以上7点建议当然是无可非议的。这里,我想把思路梳理一下。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目标模式是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的口头禅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当日苏联今何在?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比较时髦的是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模式,但这些模式要么胎死腹中,要么夭折。以威权政治加自由市场的“东亚模式”也曾热闹过。自然,中国不可能模仿这些“蕞尔小国”。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此后,关于中国改革目标模式的提法似乎并没有改变过。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种提法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当然是一致的,但更加具体化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法中最关键的提法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如何通过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呢?这种改革不外两条途径:“摸着石头过河”,或“某某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以为,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之路就是两者的结合。先以某某为师,再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不断向着标模式前进,碰到难以克服的障碍,再回过头看看有没有更好的目标模式。中国的巨大成就,是通过反复调整目标模式和通往目标模式的路径而取得的。
无庸讳言,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服务业开放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目标模式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实现了或基本实现了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径山报告》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其一,全面介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跨境流动和金融服务业开放的现状。这实际上是给出目标模式。其二,详细描述中国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工具、中国金融机构的海外业务,以及资本跨境流动和金融服务业开放的现状。其三,通过对中、外现状的比较,找出差距,提出由此及彼,最终实现改革目标的路线图、时间表和和具体政策措施。报告的这种结构同中国数十年来对经济改革的探索非常契合。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浅见,报告的设计者并不一定同意我的解读。
《径山报告》撰写人具有天然的信息优势,对中国金融发展以及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的描述非常翔实。报告的这一部分内容本身就可以独立成篇、构成一本简明“金融手册”。其他分报告也都具有这种可以独立成篇,改写成简明手册的特质。
《径山报告》的内容十分丰富,我没有全面评价的资格。下面仅就报告中本人比较熟悉的几个问题谈些粗浅的感想。
首先是资本项目自由化问题。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即便最终目标是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实现这一目标的路线图可能非常不同。《径山报告》是在资本跨境流动管理这一框架下讨论资本项目自由化问题的。尽管所讨论的实质上是同一个问题,但由于视角的变换,资本项目自由化目标被淡化了。通过对我们自己和其他国家资本跨境流动管理的成败经验的讨论,报告提出了改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具体建议。我认为这种思路符合中国改革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先不多谈未来的愿景(也不是没有,但不必十分清晰),小步走、见招拆招、就事论事。这种研究思路回避了一些不必要的意识形态问题。根据这种思路制定的政策大概不会是最优政策,但可能使我们避免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过程中的外部条件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谁能事先设计好一条最优路径呢?
最近5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亮出一份资本项目开放(或资本项目下人民币可兑换)的时间表是不明智的。当一个国家仍然存在产权保护欠缺、政企关系不正常、税负过重、汇率缺乏弹性等大量结构性和制度性扭曲的时候,即便拥有大量外汇储备,这个国家金融体系的抗冲击能力也是脆弱的。放弃资本管制就使这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暴露在大规模资本外流冲击的威胁之下。经济发展过程充满不确定性,无人知道何时大规模资本外流的压力会突然上升。许多学者相信“倒逼”,但用资本外流来“倒逼”改革是一种风险极高的策略。这种“倒逼”的结果很可能是改革进程的失控。你愿意冒这种风险吗?
同资本项目自由化相关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人民币国际化。坦率说,我不认为当初(当下?)我们有必要大张旗鼓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本币国际化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把双刃剑。世界上很少有国家把本币国际化作为一项政策加以推进。德国始终回避马克国际化。日本一度想推进日元国际化,但很快搁置了这一政策。美国大部分学者认为美国根本不曾有过美元国际化政策。本币国际化应该是由市场推动的自然过程,人为推进往往欲速不达。
本币国际化的重要前提条件是资本项目自由化。国际学术界和国际金融组织对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时序早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经过实践检验的路线图——例如,汇率浮动应该发生在资本项目自由化之前。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图必然实际上暗含着相应的(但可能是不正确的)资本项目自由化路线图。两张路线图可能会发生冲突,并导致对资本跨境流动的失控。例如,人民币进口结算和人民币回流机制的建立实际上是以资本的部分跨境自由流动为前提条件的。但在人民币国际化路线图上,这一步骤并不以汇率自由浮动为前提。这样,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图就否定了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公认的正确时序。
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中国金融开放度的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自然会进一步水涨船高。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也会不断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机会与空间。例如,中国方兴未艾的海外投资就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企业自己是会抓住这些机会的。我们没有必要根据坐在房间里设计出来的路线图,以刻舟求剑的方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与资本项目自由化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而且是更重要、更现实的问题是中国汇率制度的改革。为了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加大汇率弹性是扩大资本跨境流动自由度的前提条件。长期以来中国患上了严重的汇率浮动恐惧症。在世界上中国是最不应该害怕汇率浮动的国家。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类,中国目前的汇率制度是“软盯住”类中的“类爬行盯住”。到2015年实行这种汇率制度的国家,除中国外,还有牙买加、克罗地亚、伊朗、利比亚、白俄罗斯、埃塞俄比亚、乌兹别克斯坦、卢旺达、塔吉克斯坦、亚美尼亚、多米尼哥、危地马拉、安哥拉、海地、老挝、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突尼斯。中国的许多政策,包括资本项目自由化进程都被汇率政策绑架了。《径山报告》对汇率体制改革采取了非常积极的态度。对此,我只能表示完全赞同。
《径山报告》用很大篇幅讨论了中国金融服务业开放的现状、问题和进一步开放的路线图。2017年11月9日,据中国外交部网站,中方按照自己扩大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将大幅度放宽金融业,包括银行业、证券基金业和保险业的市场准入。看来《径山报告》的完成恰逢其时。应该看到,金融服务业的开放是中国履行入世之初的开放承诺。开放金融服务业同开放资本项目是不同的两件事。开放金融服务业并不等于放弃资本管制。事实上,中国完全应该大幅度放宽金融业的市场准入。海外金融机构的进入、竞争压力增加将能促使中国金融机构改善服务,更好地为实体经济和公众服务。与给出资本项目完全开放的时间表不同,给出金融服务业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是可行的和有益的。
《径山报告》不但讨论了中国金融服务业的“请进来”,而且讨论了中国金融服务业的“走出去”。报告提到了中行马德里分行和农行纽约分行遭受驻在国金融监管机构处罚的事件。遗憾的是报告并未讨论细节。我以为,在不涉及商业机密的前提下,报告应该进一步深入讨论这两个案例,总结经验教训。我们的金融机构需要痛切地认识到:走向世界的道路并非铺满鲜花而是长满荆棘。
中国的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服务业开放固然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目标模式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照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遑论不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模式也是各有特色的。在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模式的同时,如何在这种目标模式上打上中国印记,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挑战。令人略感遗憾的是,报告对这个问题似乎着墨不多。
客观地说,《径山报告》的每份分报告都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但各个分报告之间的联系似乎还可以加强。例如,关于中国国际战略环境的报告本身很有份量,充分反映了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对中国国际战略环境的深入思考。但如何使这份报告同《径山报告》的其他分报告更好结合起来,则需要《径山报告》的总纂多费些脑筋了。
积多年拜读各种政策报告的经验,我感觉一般政策报告有两个通病。其一,政策建议与整个报告的推论过程(如果还有真正的推论过程的话)没有逻辑的必然联系。其二,政策建议过于空泛,或面面俱到、说了等于没说。当然,克服这两个缺陷是困难的。这也是我本人从不敢接受撰写政策报告任务的原因。《径山报告》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上述两个通病,但还是有不少可改进的余地。
能够激起激烈讨论是一份政策报告的最大成功。石沉大海则是一份政策报告的最大失败。希望《径山报告》的出版能够招来比本序言更为尖锐、翔实的批评。

《积极、稳健地推进中国金融开放》报告(以下简称《径山报告》)是一份讨论中国金融开放的历史背景、国际环境、历史经验和今后政策选择的重要研究报告。报告的撰写者都是来自中国权威机构相关领域的权威人士。报告的权威性是无庸置疑的。
按我的理解,中国的金融开放主要包括两个部分: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中国最终应该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服务业开放,这是学界的共识,但对于如何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服务业开放,特别是如何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学界却存在不少分歧。《径山报告》对中国数十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服务业开放的经验教训做了详尽的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非常公允的政策建议。以下是《径山报告》的7点建议。
第一,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应统筹金融改革开放政策,规划路线图并设计配套方案。第二,完善与开放金融体系相匹配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有效预防并化解金融风险。第三,积极增加汇率的灵活性,更多地让市场因素决定汇率水平。第四,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并放松外资机构的持股比例,真正推动金融机构的对外开放。第五,尊重国际市场规则和惯例,实现金融市场更高层次的开放。第六,利用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契机,积极构建对外投融资框架。第七,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建立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框架,并稳健地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以上7点建议当然是无可非议的。这里,我想把思路梳理一下。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目标模式是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的口头禅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当日苏联今何在?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比较时髦的是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模式,但这些模式要么胎死腹中,要么夭折。以威权政治加自由市场的“东亚模式”也曾热闹过。自然,中国不可能模仿这些“蕞尔小国”。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此后,关于中国改革目标模式的提法似乎并没有改变过。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种提法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当然是一致的,但更加具体化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法中最关键的提法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如何通过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呢?这种改革不外两条途径:“摸着石头过河”,或“某某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以为,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之路就是两者的结合。先以某某为师,再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不断向着标模式前进,碰到难以克服的障碍,再回过头看看有没有更好的目标模式。中国的巨大成就,是通过反复调整目标模式和通往目标模式的路径而取得的。
无庸讳言,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服务业开放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目标模式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实现了或基本实现了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径山报告》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其一,全面介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跨境流动和金融服务业开放的现状。这实际上是给出目标模式。其二,详细描述中国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工具、中国金融机构的海外业务,以及资本跨境流动和金融服务业开放的现状。其三,通过对中、外现状的比较,找出差距,提出由此及彼,最终实现改革目标的路线图、时间表和和具体政策措施。报告的这种结构同中国数十年来对经济改革的探索非常契合。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浅见,报告的设计者并不一定同意我的解读。
《径山报告》撰写人具有天然的信息优势,对中国金融发展以及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的描述非常翔实。报告的这一部分内容本身就可以独立成篇、构成一本简明“金融手册”。其他分报告也都具有这种可以独立成篇,改写成简明手册的特质。
《径山报告》的内容十分丰富,我没有全面评价的资格。下面仅就报告中本人比较熟悉的几个问题谈些粗浅的感想。
首先是资本项目自由化问题。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即便最终目标是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实现这一目标的路线图可能非常不同。《径山报告》是在资本跨境流动管理这一框架下讨论资本项目自由化问题的。尽管所讨论的实质上是同一个问题,但由于视角的变换,资本项目自由化目标被淡化了。通过对我们自己和其他国家资本跨境流动管理的成败经验的讨论,报告提出了改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具体建议。我认为这种思路符合中国改革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先不多谈未来的愿景(也不是没有,但不必十分清晰),小步走、见招拆招、就事论事。这种研究思路回避了一些不必要的意识形态问题。根据这种思路制定的政策大概不会是最优政策,但可能使我们避免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过程中的外部条件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谁能事先设计好一条最优路径呢?
最近5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亮出一份资本项目开放(或资本项目下人民币可兑换)的时间表是不明智的。当一个国家仍然存在产权保护欠缺、政企关系不正常、税负过重、汇率缺乏弹性等大量结构性和制度性扭曲的时候,即便拥有大量外汇储备,这个国家金融体系的抗冲击能力也是脆弱的。放弃资本管制就使这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暴露在大规模资本外流冲击的威胁之下。经济发展过程充满不确定性,无人知道何时大规模资本外流的压力会突然上升。许多学者相信“倒逼”,但用资本外流来“倒逼”改革是一种风险极高的策略。这种“倒逼”的结果很可能是改革进程的失控。你愿意冒这种风险吗?
同资本项目自由化相关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人民币国际化。坦率说,我不认为当初(当下?)我们有必要大张旗鼓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本币国际化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把双刃剑。世界上很少有国家把本币国际化作为一项政策加以推进。德国始终回避马克国际化。日本一度想推进日元国际化,但很快搁置了这一政策。美国大部分学者认为美国根本不曾有过美元国际化政策。本币国际化应该是由市场推动的自然过程,人为推进往往欲速不达。
本币国际化的重要前提条件是资本项目自由化。国际学术界和国际金融组织对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时序早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经过实践检验的路线图——例如,汇率浮动应该发生在资本项目自由化之前。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图必然实际上暗含着相应的(但可能是不正确的)资本项目自由化路线图。两张路线图可能会发生冲突,并导致对资本跨境流动的失控。例如,人民币进口结算和人民币回流机制的建立实际上是以资本的部分跨境自由流动为前提条件的。但在人民币国际化路线图上,这一步骤并不以汇率自由浮动为前提。这样,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图就否定了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公认的正确时序。
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中国金融开放度的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自然会进一步水涨船高。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也会不断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机会与空间。例如,中国方兴未艾的海外投资就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企业自己是会抓住这些机会的。我们没有必要根据坐在房间里设计出来的路线图,以刻舟求剑的方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与资本项目自由化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而且是更重要、更现实的问题是中国汇率制度的改革。为了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加大汇率弹性是扩大资本跨境流动自由度的前提条件。长期以来中国患上了严重的汇率浮动恐惧症。在世界上中国是最不应该害怕汇率浮动的国家。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类,中国目前的汇率制度是“软盯住”类中的“类爬行盯住”。到2015年实行这种汇率制度的国家,除中国外,还有牙买加、克罗地亚、伊朗、利比亚、白俄罗斯、埃塞俄比亚、乌兹别克斯坦、卢旺达、塔吉克斯坦、亚美尼亚、多米尼哥、危地马拉、安哥拉、海地、老挝、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突尼斯。中国的许多政策,包括资本项目自由化进程都被汇率政策绑架了。《径山报告》对汇率体制改革采取了非常积极的态度。对此,我只能表示完全赞同。
《径山报告》用很大篇幅讨论了中国金融服务业开放的现状、问题和进一步开放的路线图。2017年11月9日,据中国外交部网站,中方按照自己扩大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将大幅度放宽金融业,包括银行业、证券基金业和保险业的市场准入。看来《径山报告》的完成恰逢其时。应该看到,金融服务业的开放是中国履行入世之初的开放承诺。开放金融服务业同开放资本项目是不同的两件事。开放金融服务业并不等于放弃资本管制。事实上,中国完全应该大幅度放宽金融业的市场准入。海外金融机构的进入、竞争压力增加将能促使中国金融机构改善服务,更好地为实体经济和公众服务。与给出资本项目完全开放的时间表不同,给出金融服务业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是可行的和有益的。
《径山报告》不但讨论了中国金融服务业的“请进来”,而且讨论了中国金融服务业的“走出去”。报告提到了中行马德里分行和农行纽约分行遭受驻在国金融监管机构处罚的事件。遗憾的是报告并未讨论细节。我以为,在不涉及商业机密的前提下,报告应该进一步深入讨论这两个案例,总结经验教训。我们的金融机构需要痛切地认识到:走向世界的道路并非铺满鲜花而是长满荆棘。
中国的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服务业开放固然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目标模式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照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遑论不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模式也是各有特色的。在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模式的同时,如何在这种目标模式上打上中国印记,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挑战。令人略感遗憾的是,报告对这个问题似乎着墨不多。
客观地说,《径山报告》的每份分报告都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但各个分报告之间的联系似乎还可以加强。例如,关于中国国际战略环境的报告本身很有份量,充分反映了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对中国国际战略环境的深入思考。但如何使这份报告同《径山报告》的其他分报告更好结合起来,则需要《径山报告》的总纂多费些脑筋了。
积多年拜读各种政策报告的经验,我感觉一般政策报告有两个通病。其一,政策建议与整个报告的推论过程(如果还有真正的推论过程的话)没有逻辑的必然联系。其二,政策建议过于空泛,或面面俱到、说了等于没说。当然,克服这两个缺陷是困难的。这也是我本人从不敢接受撰写政策报告任务的原因。《径山报告》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上述两个通病,但还是有不少可改进的余地。
能够激起激烈讨论是一份政策报告的最大成功。石沉大海则是一份政策报告的最大失败。希望《径山报告》的出版能够招来比本序言更为尖锐、翔实的批评。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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