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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大众读者,文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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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茶花女》描写了一位外表与内心都像茶花一样纯洁美丽的妓女的悲惨故事。玛格丽特是个农村姑娘,她来巴黎谋生,不幸做了妓女。税务官之子阿尔芒真诚地爱她,使一向被人玩弄的玛格丽特深受感动,渴望通过纯真的爱情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但阿尔芒的父亲反对他们的爱情,为了儿子的前途和幸福迫使玛格丽特离开阿尔芒。玛格丽特离开阿尔芒回到了过去的生活。阿尔芒不明真相,愤然折磨羞辱她,玛格丽特终于在冤屈和疾病中含恨死去。

作者简介

亚历山大.小仲马,19世纪法国著名小说家、戏剧家。他的父亲是以多产闻名于世的杰出作家大仲马。在大仲马豪华而又飘浮不定的生活影响下,小仲马最初“觉得用功和游戏都索然寡味”。20岁时,他结识了一些有夫之妇,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另一方面,小仲马热切地期望着自己也能像父亲一样,扬名于文坛。于是,他也开始从现实中取材,从妇女、婚姻等问题中寻找创作的灵感。《茶花女》就是根据他亲身经历所写的一部力作。

目录

目录

译者序/1

第一章/1

第二章/7

第三章/13

第四章/20

第五章/29

第六章/37

第七章/45

第八章/56

第九章/64

第十章/74

第十一章/85

第十二章/96

第十三章/104

第十四章/114

第十五章/124

第十六章/131

第十七章/140

第十八章/147

第十九章/155

第二十章/162

第二十一章/168

第二十二章/176

第二十三章/184

第二十四章/193

第二十五章/205

第二十六章/213

第二十七章/227

精彩书摘

第一章

依我看,只有认真学习了一种语言,才可能讲这种语言,同样,只有多多研究了人,才可能创造出人物。

我还没有到能够编造故事情节的年龄,也就只好如实讲述了。

因此,我诚请读者相信《文学名家名著:茶花女(两种封面,随机发送)》故事的真实性,书中的所有人物,除了女主人公之外,都还在世。

此外,我所收集的有关事实,大多在巴黎都有见证人,他们可以出面证实,假如我的见证还不足以服人的话。再者,多亏了一种特殊的机缘,唯独我能够把这个故事记述下来,因为我是故事最后阶段的唯一知情人,而不了解最后阶段的详情细节,也就不可能写出一个完整的感人故事了。

这些详情细节,我是这样获知的。

那是1847年3月12日,我在拉菲特街看到一大幅黄颜色的广告,是拍卖家具和珍奇古玩的消息,在物主去世之后举办的拍卖会。广告没有提及那位逝者的姓名,仅仅说明拍卖会将于16日中午到下午5时,在昂坦街九号举行。

广告还注明,在13日和14日两天,感兴趣者可以去参观那套住房和家具。

我一向喜爱古玩,这次机会我决不错过,即使不买什么,至少也要去开开眼。

次日,我就前往昂坦街九号。

时间还早,不过那套房间已经进人参观了,甚至还有几位女士:她们虽然身穿丝绒衣裙,披着开司米披肩,乘坐的豪华大轿车就在门外等候,可是展现在眼前的豪华陈设,她们看着也不免惊诧,甚至感叹不已。

后来我才领会,她们为何那样感叹和惊诧,因为,我一仔细观瞧,就不难发现自己进入了一名高级妓女的闺房。那些贵妇,如果说渴望亲眼看看什么的话,渴望看的也正是这类交际花的宅内闺房,而进入参观的恰恰有上流社会的女士。须知此类交际花,每天乘坐马车兜风,将泥水溅到贵妇的马车上,她们还到歌剧院和意大利人剧院,就坐在贵妇隔壁的包厢里,总之,她们肆无忌惮地在巴黎炫耀妖艳的美貌、炫目的珠宝首饰,以及风骚淫荡的生活。

女主人既已逝去,我得以置身于这套房中,就连最贞洁的女子也可以长驱直入了。死亡净化了这富丽堂皇之所的污浊空气。况且,真需要解释的话,这些最贞洁的女子也情有可原,说她们是来参加拍卖会,并不知道是谁的住宅,说她们看了广告,就想来瞧瞧广告所列的物品,以便事先选定,这种事再普通不过了。当然,她们在所有这些奇珍异宝之间,也无妨探寻这名交际花的生活痕迹。而此前,她们无疑听人讲过她那无比奇妙的身世。

只可惜,隐私也随女神一同逝去,那些贵妇无论怎样搜索,也仅仅看到逝者身后要拍卖的物品,丝毫也没有发现女房客生前出卖了什么。

不少东西自然值得一买。室内家具和陈设十分精美,有布尔制作的巴西香木家具、塞夫尔的和中国的瓷瓶、萨克森的小雕像,还有各种绸缎、丝绒和花边的衣物,可以说应有尽有。

我跟随先到的那些好奇的贵妇,在这套住宅里转悠。她们走进一间挂着帷幔的屋子,我刚要跟进去,却见她们笑着退出来,就好像为满足这种新的好奇心而感到羞愧,这反倒更加激发了我进屋瞧瞧的欲望。这是一间梳妆室,还原样摆满极为精美的化妆用品,充分显示这女子生前何等穷奢极欲。

靠墙一张三尺宽、六尺长的大桌子上,欧科克和奥迪奥的珠宝制品闪闪发亮。真是一整套精美的收藏品,数以千计,都是这套居所的女主人不可或缺的,无一不是金银制品。然而,这么多收藏,只能是逐渐聚敛,绝非是一场艳情之功。

我看一名妓女的梳妆室,并不感到愤慨,而是饶有兴味地观赏,不管什么都看个仔细,发现所有这些精雕细琢的物品上,均有各自不同的徽记和姓氏的缩写字母。

所有这些东西,每一件都向我显示这个可怜姑娘的一次卖身,我边看边想道:上帝对她还算相当仁慈,没有让她遭受通常的惩罚,而让她在年轻貌美和奢华生活中香消玉殒,须知年老色衰,是交际花的第一次死亡。

事实上,还有什么比放荡生活的晚景,尤其一个放荡女人的晚景,更为惨不忍睹的呢?这种晚景,尊严丧失殆尽,也丝毫引不起别人的关切。她们遗恨终生,但并不是痛悔走错了人生之路,而是悔不该毫无算计、挥霍了手中的金钱,这是让人最不忍卒听的事情。我就认识一个昔日的妓女:过去的风流不再,只留下一个女儿,据她同时代的人说,女儿差不多跟母亲年轻时同样漂亮。母亲将这可怜的孩子养大,如果不是为了命令她养老,就绝不会对她说:“你是我的女儿。”这个可怜的姑娘名叫路易丝,她顺从母意委身于人,并不出于自己的意愿,也毫无激情,毫无乐趣可言,就好像大人要她学会一种职业,她便干了那一行似的。

这个姑娘自小就目睹放荡的生活,始终处于病态的境况中,又过早地堕入这种生活,她身上的善恶意识也就泯灭了,而且,谁也没有想到要发展上帝也许给了她的善恶辨别力。

这个姑娘几乎每天在同一时刻,都到大街上游荡,那情景我终生难忘。当然也总由她母亲陪伴,那么勤谨,恰似一个亲生母亲陪伴自己的亲生女儿。当时我还很年轻,也准备接受我那时代轻薄的道德观念。然而我还记得,目睹在监护下的这种卖娼行为,我也不免心生鄙夷和憎恶。

此外,那种清白无辜的情态、那种忧郁痛苦的表情,在处女的脸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简直就是一副“听天由命”的形象。

有一天,这姑娘的脸豁然开朗。这个有了罪孽的姑娘,在母亲一手操办的堕落中,似乎也得到上帝赐予的一点幸福。归根结底,上帝把她造就成一个软弱无力的人,为什么就不能给她点儿安慰,好让她能承受住痛苦生活的重负呢?且说有一天,她发觉自己有了身孕,不禁喜悦得发抖,毕竟她心中还存留一点儿贞洁的思想。心灵自有其奇特的隐蔽所。路易丝高兴极了,跑去把这消息告诉母亲。按说,这种事羞于启齿,然而,我们在这里不是随意杜撰伤风败俗的故事,而是叙述一件真事;况且,我们若不是认为对待这类女人,人们不倾听就严加谴责,不经判断就极力蔑视,因而应当不时揭示她们所受的苦难的话,那么这种事我们最好避而不谈。我们说羞于启齿,但是母亲却回答女儿说,她们母女二人度日就很艰难,再添一个人更难生活了,还说这种孩子要了也白扯,怀孕简直就是浪费时间。

第二天,一个接生婆来瞧路易丝,我们只需指出她是母亲请来的朋友。路易丝卧床数日,下床后比以前脸色更加苍白,身体更加虚弱了。

三个月之后,一个男人对她产生了怜悯之心,力图治愈她的心灵与肉体的创伤,可是,流产这一最后的打击太猛烈,路易丝还是不治身亡。

她母亲还在世,怎么过活呢?只有天晓得。

我在观赏那些银器的时候,脑海里又浮现了这个故事,有一阵工夫仿佛陷入沉思,因为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一名看管者在门口监视,以免我偷窃什么物品。

我看到引起那人极大的不安,便走上前,对那个老实厚道的人说道:

“先生,您能不能告诉我,原先住在这里的人叫什么名字?”

“她叫玛格丽特·戈蒂埃小姐。”

我闻其名,也见过面。

“怎么!”我又对看管人说,“玛格丽特·戈蒂埃去世了吗?”

“对,先生。”

“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我想是三个星期之前的事儿了。”

“为什么让人参观她的住房呢?”

“债主们认为,这样安排能提高拍卖的价钱。这些纺织品和家具,人们事先看了就会有印象;您也明白,这样做能鼓励人们购买。”

“这么说,她负了债?”

“嗯,先生,她负了很多债。”

“那么,拍卖的钱也准能抵债啦?”

“还会有剩余。”

“剩余的钱归谁呢?”

“归她家里人。”

“她还有家吗?”

“大概有吧。”

“谢谢,先生。”

看管人明白我的来意,也就放了心,向我施了个礼,我便走了出去。

“可怜的姑娘!”我往家走时,心中暗道,“她死的情景一定很凄凉,因为在那种圈子里的人,必须身体健康才会有朋友。”我情不自禁怜悯起玛格丽特·戈蒂埃的命运来了。

这在许多人看来,未免显得可笑;的确,对于沦落为娼妓的女子,我总是无限宽容,甚至不想费心为这种宽容争辩。

有一天,我去警察局办护照,瞧见旁边一条街上,一名妓女被两个宪兵抓走。我不知道她干了什么事,我所能讲的,就是她这一被逮捕,就不得不同才出世几个月的孩子分离,她亲着孩子,热泪滚滚而落。从那天起,我再也不能一见女人就随便鄙视了。

前言/序言

译者序

小仲马式的忏悔

书应需而至,是我的一大快事。这次应约翻译《茶花女》,法国友人斯坦麦茨教授得知,就赠给我一种好版本。所谓好版本,就是由名家安德烈·莫洛亚作序,正文后又有注释,还附录了有关作者和人物原型的资料。无独有偶,译完小说要写“译者序”时,我又在书橱里发现一本应需之书,波罗·德尔贝什著的《茶花女与小仲马之谜》(沈大力与董纯合译)。这一发现改变了我写序的方向。

最初想写的序题为《多余的茶花女》,是因为看了一篇批评外国文学名著的重译现象的文章。不料文章刚看过,就有出版社约译《茶花女》,全然不顾已有多种译本的存在。

对我而言,约稿却之不当,受之又有“多余”之嫌,因此就要趁写序之机,找几条辩白的理由。现在想来未免多余了,还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让市场去淘汰多余的吧。多种译本并存不算最坏的状况,可以比较优劣,不断提高译文质量,至少还可以满足读者的不同口味。假使某家出版社买了一部外国名著的版权,推出的却是一种拙劣的译本,那情况就更尴尬了:谁想重译都不成,最终倒霉的是读者和作者。

小仲马就不会碰到这种尴尬事了,他的作品已列入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谁翻译都不受限制。如果小仲马在天或地下之灵有知,他看到自己的作品在中国争相被翻译,一定会窃笑和得意非凡:广泛流传是一些作家成功的不可替代的标志。我说小仲马窃笑和得意,因为他在本国还从未受此礼遇,赢得一致的赞赏。

说来也怪,在世界上,《茶花女》是流传最广的名著之一,而在法国还称不上经典杰作,也就是说进不了学校的课堂。在课堂之外,《茶花女》在舞台上成为久演不衰的保留剧目,还由威尔第作曲改编成歌剧,可以入选世界歌剧十佳;至于搬上银幕的版本就更多了,世界著名影星嘉宝等都演绎过茶花女。可见,从名气上讲,《茶花女》不亚于任何经典名著。

就是在法国文学界,也无人不承认《茶花女》是一举成功的幸运之作。1848年,小说《茶花女》一发表,就成为热卖的畅销书。改编成戏剧四年后得以公演,又一炮打响。小仲马春风得意,成为文坛的宠儿。此后小仲马又创作并发表了许多小说和戏剧,有些还轰动一时,总之,到了1870年大仲马去世的时候,小仲马的荣耀已经完全遮蔽了父亲的声名。他拥有广大的读者和观众,在许多人眼里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1875年,小仲马进入法兰西学士院,可谓功德圆满,成为四十位“不朽者”之一。

对于这样一位成功的作家,称颂者自然大有人在,其中不乏乔治·桑、托尔斯泰、莫泊桑等名家,但时至今日,批评之声仍不绝于耳。最新的批评之作,就是摆在我面前的这本《茶花女与小仲马之谜》,写于1981年,作者以尊重史实的态度,披露《茶花女》神话的底细。书中第5页这样一段话特别引起我的注意:

“她将在祭坛上为资产者的体面而献身。”小仲马为自己虚构的“纯真爱情”辩白,对父亲说:“我希望一举两得,即同时拯救爱情与伦理。既然也赎了罪,洗涤自身的污秽,任何权威都不可能指责我选择了一个婊子当小说的女主人公。有朝一日,倘若我申请进法兰西文学院,他们也无法说我颂扬过淫荡。”

这段话又让我想起我本不愿理睬的、一种对《茶花女》的最轻蔑的评价,即说这是一部“玫瑰露”小说。写一个名妓的故事则是不争的事实,而这名妓又确有其人,名叫玛丽·杜普莱西,一个沦落风尘的绝色女子。且不说纨绔子弟、风流雅士趋之若鹜,大仲马也与之有染;单讲小仲马,1844年二十岁上,就得到比他大半岁的玛丽的青睐,很快成为她的“心上情人”。可是一年之后,两个人就因争吵而分手,小仲马给玛丽写了《绝交书》。

小仲马想跻身文坛,试笔不成,早就打名妓玛丽的主意,开始搜集写作的素材。就在玛丽去世不久,他就把她献上祭坛,写成了小说《茶花女》,又改编成剧本,成功首演被称为19世纪法国最重大的戏剧盛事。

然而,小仲马的创作命运已定,此后不管他又写出多少作品,也只是绿叶,陪衬他桂冠上的那朵大茶花。《茶花女》始终是他唯一的成功的基点和顶点,也一直是对他评价或毁或誉的起点和终点。

此后小仲马的全部文学创作活动,都旨在逃出《茶花女》这个魔圈,逃出这块骷髅地,另建他的文学王国;他要走下原罪的十字架,坐上真正的文学宝座。

于是,他开创了“命题戏剧”,主张“戏剧必须服务于社会的重大改革,服务于心灵的巨大希望”。他按照这种主张创作的一些剧本,连题目都已命定:《半上流社会》(1855)、《金钱问题》(1857)、《私生子》(1858)、《放荡的父亲》(1859)、《妇女之友》(1864)……

于是,无论法国进入第二帝国时期,还是变成资产者显贵们的共和国,小仲马始终以伦理的权威自居,高举社会道德这杆大旗。

于是,他不失时机地忏悔青春时期的“原罪”:“读者朋友,我怀着对艺术的热爱和尊重,写了所有这些剧本,唯独第一种例外,那是我花一周时间炮制出来的,单凭着青年的胆大妄为和运气,主要是图钱,而不是有了神圣的灵感。”

他所说的“例外”,当然是指《茶花女》,令人深思的是,围绕着给他带来最大名利的这部作品,他总是否定别人肯定的东西。

想当初,小仲马写《茶花女》时,抛却功利的动机不说,他毕竟是写自身的一段感情经历,尤其这是同一个红极一时的名妓不可能长久的恋情,极具新闻看点,即使原本原样写出来,就可以成为畅销读物了,更何况是美化(艺术加工)了呢?

小仲马自然不会简单地叙述同妓女的爱情故事,否则他就真的创作出一部“玫瑰露”小说了。他深感“同时拯救爱情和伦理”的必要,以免落个颂扬淫荡的恶名。因此,他一方面把这段放荡行为美化成“纯真爱情”,另一方面又准备为了伦理而牺牲掉爱情。

应当指出,小仲马的高明之处,就是通过忏悔的口吻来完成这种美化的。他采用忏悔的手法,在一定程度上,固然是模仿普莱伏神甫的《玛侬·列斯戈》,也是受缪塞的《世纪儿的忏悔》的启发。但是,一般意义的忏悔,总是痛悔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小仲马痛悔的却是他在现实中莫须有的、仅仅在作品中才有的思想和行为,这是最大的区别,也是他成功的创新。

在小仲马的笔下,一次放荡行为转化为“纯真爱情”,阿尔芒一片真心追求茶花女,却总误解玛格丽特的真情。故事自始至终,二人都在表述这种心迹。更令人叫绝的是,阿尔芒和茶花女要争取社会和家庭的认同,把他们不为伦理所容的关系纳入伦理的规范,获得合法的名分,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只可惜碰到不可逾越的障碍,从而酿成悲剧。

F.萨尔塞1884年谈到《茶花女》时,有这样一段话:“这个年轻人根本不在乎规则,也不理睬他所不了解的传统习惯。他将这个热辣辣、活生生的故事搬上舞台,再现日常生活的各种细节……他却没有意识到引入生活细节的同时,就更新了戏剧的力量,进行了一场变革……这是舞台上所见到的最真实、最感人的作品之一。”

正是这种“热辣辣、活生生的故事”,给了作品以感人的力量和长久的生命力。但小仲马却认为这是要赎的“罪”,要洗涤的“污秽”。他认定《茶花女》的成功是他忏悔的成功。的确,伪装成纯真爱情的放荡,再加上忏悔的调解,就既能满足那些有产者的欲望,又符合当时社会的道德观念了。

然而,小仲马混淆了,或者根本没有分辨清艺术的成功和社会的成功。他错误地以为社会的成功就是艺术的成功。《茶花女》之后四十年的文学创作,小仲马在社会成功的路上步步攀登,不断地忏悔他的原罪《茶花女》。

四十年社会成功的掌声和喝彩一旦安静下来,他的众多作品摆到《茶花女》旁边,就显得那么苍白。

白白忏悔了四十年。

小仲马仿佛要夺回那四十年,就在1895年亡妻之后,他又娶了比他年少四十岁的亨利埃特·雷尼埃。

新婚半年之后,他便去世了。

应小仲马临终的要求,家人没有把他葬到他家庭在故乡维莱科特雷的墓地,而是葬在巴黎蒙马特乐公墓,离茶花女玛丽·杜普莱西的香冢仅有百米。

这也是小仲马的最后忏悔。

李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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