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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过去学界研究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一般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分界,此前的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此后的称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给人造成的印象是,古代的文学理论批评似乎发展到晚清就结束了,现代的文学理论批评都是从外国借来的。到底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传统与现代之间是不是断裂的关系?“五四”以后的新文学理论是否完全是外来的?传统与近现代文论存在怎样的“通”与“变”的关系?
  《中国文论通史/21世纪复旦大学研究生教学用书》以翔实的文献梳理、材料解读和理论阐释,回答了这些问题。
  《中国文论通史/21世纪复旦大学研究生教学用书》突破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学科相分割的限制,将自先秦至1949年的文学理论批评作古今贯通式的研究,阐释传统文论的发生、发展,以及向近现代的演变和新生,追溯现代文学理论批评与传统的内在联系。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贯通古今的《中国文论通史》。

作者简介

  周兴陆,复旦大学中文系、语文所、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理事、《文心雕龙》学会理事、《儒林外史》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和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先后出版了《吴敬梓研究》《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总论卷》《人间词话导读》《诗歌评点与理论研究》《中国分体文学学史·诗学卷》《文心雕龙精读》等,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

目录

导论

第一编文学理论批评的源头
第一章儒家文学理论批评的奠基
第一节文学与文章
文德/博学于文/“文学”独立/先秦的“文章”概念/汉代以后的“文章”概念
第二节言语与修辞
第三节“诗言志”与孔子论诗
诗/诗言志/兴于诗/兴、观、群、怨/思无邪
第四节“赋诗言志”和“以意逆志
采诗/赋诗言志/知言养气/以意逆志、知人论世
第五节《乐论》与《乐记》
尽善尽美/感于物而动/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声、音、乐/乐者,天地之和也/乐合同,礼别异/致乐以治心/贵雅乐而贱邪音
第六节《毛诗序》与儒家诗论的确立
《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风、赋、比、兴、雅、颂”六义“/主文而谲谏/变《风》、变《雅》/诗者,天地之心
第二章老、庄思想的文论启悟
第一节道与言
有与无/道与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天籁/道法自然
第二节道与技
万物与我为一/道与技/玄览与游心
第三章文人精神与”骚怨“传统
第一节发愤以抒情
发愤以抒情/发愤著书/不平则呜/诗,穷而后工/小说戏曲的”发愤“精神
第二节依经论骚
原也过以浮/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依经论《骚》,四同四异/正声何微芒,哀怨起骚人
第三节汉魏六朝的赋论
赋者,古诗之流也/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赋体物而浏亮/情以物兴,物以情观/虚与实
……

第二编文学理论批评的自觉
第三编分体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
第四编文学理论批评的近现代转型和新生

精彩书摘

  《中国文论通史/21世纪复旦大学研究生教学用书》:
  钟嵘《诗品》:钟嵘是出身于官宦的士族,晚年大约在梁天监十二年(513年)后,撰定了《诗品》。齐梁时期论诗风气很盛,但“喧议竞起,准的无依”,于是他立志撰作《诗品》,“辨彰清浊,掎摭病利”。《诗品》或名《诗评》。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流行人物品评风气,影响到书画理论,出现了一些《画品》《书品》《棋品》之类的著作。据此,可以推断“诗品”应是其本来的书名。《诗品》凡三卷,每卷首各有序言,也有人把它们合在一起,作为《中国文论通史/21世纪复旦大学研究生教学用书》的总序。序言论述诗歌的性质、作用,概述五言诗的发展历史,介绍写作《诗品》的缘起、体例等。《诗品》正文评论自汉到梁代的五言诗作者共一百二十三位(包括汉无名氏古诗),“溯流别”“列品第”,分上中下三品,每品一卷。上品十二人,分别为古诗、李陵、班姬、曹植、刘桢、王粲、阮籍、陆机、潘岳、张协、左思、谢灵运;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一品之内,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次第。不论是诗人文士还是帝王将相、僧道女流,一律着眼于其诗歌创作,从诗歌体制风格的角度论述各位诗人创作的主要特色,剖析其优劣得失,有的还追溯其风格特征的渊源所自。从汉代至梁代能诗之人,远不止这一百余人,《诗品序》说:“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钟嵘从众多诗人中选录此一百二十三人,本身就是对他们诗歌成就不同程度的肯定。
  钟嵘品评五言诗人,一个重要内容是探寻渊源,追溯流别。《诗品》正文所评一百二十余位诗人,其中有三十六家,钟嵘分别指出他们源出于《国风》《楚辞》和《小雅》。他所谓“体源于某某”的“体”,主要是指诗人创作的体制风格倾向。在钟嵘看来,《国风》《楚辞》和《小雅》是诗歌创作精神和风格的源头,在它们的影响下,汉魏晋宋的五言诗形成三大派别。
  《国风》一系,共十四人,又分为古诗和曹植两大支流。“古诗一刘桢一左思”这一支,古诗秉承《国风》温厚微婉的风格,而古诗“直而不野”的气格,又影响到刘桢,再由刘桢传递到左思,形成了偏于气盛的风格。钟嵘评刘桢的诗“气过其文,雕润恨少”,这正是发扬古诗“怊怅切情”的特点,左思的诗歌“文典以怨,颇为精切”的风格,也与之一脉相承。曹植一支又分为两派:“曹植一陆机一颜延之一谢超宗等”一派,是发展了曹植“词采华茂”的特点,追求辞藻的繁缛华艳,甚至堆砌典实;“曹植一谢灵运”一派,指谢灵运不仅在辞采方面秉承曹植华茂的特色,而且在表现方法、章句结构上也与之有着渊源关系。在《诗品序》里,钟嵘对五言诗史作综合评价说:
  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
  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显然,他论汉魏两晋的五言诗,最为推崇的就是以曹植、陆机、谢灵运为代表的《国风》一系。
  《楚辞》一系的诗人,都濡染着“怨”的特征。在汉代为李陵。李陵因为“生命不协,声颓身丧”,所以“文多凄怆,怨者之流”。李陵而后,又分为班姬、王粲和曹丕三个支流。班姬诗的主要特点是偏于抒写“怨”情。王粲诗“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赢”,王粲为贵公子孙,遭逢乱世,诗歌多抒写生不逢时的哀苦,文辞秀丽而气骨赢弱。二人均居上品。曹丕诗歌凄怨而直质,质朴如口语,所以钟嵘将之列入中品,批评说“新歌百许篇,率皆鄙直如偶语”。
  《小雅》一系,只有阮籍一人,说明钟嵘认识到在魏晋众多诗人中阮籍的诗歌风格颇为独特。《诗经·小雅》多属于“变雅”,表达士大夫伤时悯乱的感慨,但这种情感表现得幽微深远,不像《楚辞》那么激切,与《国风》的温厚亦有不同,阮籍的诗歌“陶性灵,发幽思”,表现诗人内心深处幽微的感慨,但“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情感表现得很幽远、很深邃。这一点正是秉承了《小雅》诗歌的风格特点。
  钟嵘《诗品》作为第一部品评文人五言诗的专论,不仅梳理了五言诗的发展历史,评论众多诗人的高下,而且还对一些重要的诗学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建树起自己的诗学理论。如关于“物感”说,过去一般强调四季变迁的自然景物引起人们情感的变化,钟嵘则顾及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认识到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人生际遇产生的情感,需要通过诗歌来表达,认识得更为全面。钟嵘提出“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的审美标准,最美好的诗歌应该是“风力”与“丹采”相结合。对于当时作诗追求缉事用典的风气以及新起的“声律”论,他都发表了个人的独特见解,提出“直寻”和“自然”的审美要求。
  尽管后人曾批评钟嵘《诗品》“溯源流”“列品第”的个别结论,但他把众多诗人纳入有序的系列中去,鉴识诗人的风格特征,探寻诗人创作上的相互承袭和影响,而且执简驭繁,把诗歌体制、风格的源头回溯到《国风》《小雅》《离骚》上去,使得诗歌批评更为井然有序,并提出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原则,对于后代诗学发生了积极的影响意义,其意义是不可忽略的。后世的《唐诗品汇》《三唐诗品》《明人诗品》等著述形式或多或少受其启发。钟嵘《诗品》诗学思想和主张给予后代诗学有益的启示,如清代袁枚《仿元遗山论诗绝句》曰:“天涯有客太吟痴,错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袁枚主张性灵,反对诗歌堆砌典故,就是从钟嵘《诗品》中找到了理论的支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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