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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国人的扩张不是以获得新的领土,而是通过他们的渗透为特色。
  《以慈善的名义:美国崛起进程中的三大基金会》讲书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美国三大基金会对美国霸权的塑造和影响。

内容简介

  《以慈善的名义:美国崛起进程中的三大基金会》聚焦于美国三大著名的基金会——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对美国外交事务的介入,追溯了美国从一个“孤立主义”国家向世界超级大国转变的历史,揭示了基金会对美国霸权的塑造和影响。二战后,美国希望取代英国的全球霸权角色,并创造了必要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军事的和制度的能力。作者通过美国三大基金会在尼日利亚、智利、印度尼西亚活动的案例研究,揭示了这种由基金会构建的精英知识网络事实上构建了美国在20世纪主导地位的基础。

作者简介

  英德杰特·帕马(InderjeetParmar)现任英国伦敦城市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和国际政治系主任。在加入伦敦城市大学(2012年9月起)之前,他曾在曼彻斯特大学执教21年,2006-2009年间任曼彻斯特大学政治系主任;2009年起至今担任“罗德里奇美国外交政策研究”(RoutledgeStudiesinUSForeignPolicy)系列丛书的两位主编之一。
  陈广猛,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博士。
  李兰兰,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

目录

第一章基金会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001
一个被忽视的领域:基金会和外交事务/004
基金会和美国/007
基金会和网络/008
建立网络却不解决社会问题/013
国家—私人网络的概念化/017
问题和方法/028

第二章美国基金会领导人/033
国际背景/038
国内背景/039
起源、目标和创建者/043
基金会重要领导人/045
基金会领导人的世界观/064
结论/070

第三章建立全球主义的基金会:1930—1945/073
基金会和大学国际关系(及地区研究)课程与项目/077
提升政府的研究和精英智库的咨询实力/087
一项被拒绝的申请/102
国际网络:20世纪30—50年代/103
结论/107

第四章推行美国主义、打击反美主义和发展一个冷战
美国研究网络/111
在国内推销美国主义/115
“文化帝国主义的微光”:萨尔茨堡美国研究研讨会/123
“英国美国研究协会”和“欧洲美国研究协会”的会议/126
打击国外的反美主义/134
结论/137
目录以慈善的名义
美国崛起进程中的三大基金会
第五章印度尼西亚的福特基金会和亚洲研究网络/141
亚洲研究网络/145
康奈尔大学的“现代印度尼西亚计划”/149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印度尼西亚大学经济学院的合作/154
福特基金会与印尼从苏加诺到苏哈托的转变/162
结论/168

第六章尼日利亚的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与
非洲研究网络/171
非洲对美国的重要性/174
基金会如何看待非洲/177
非洲研究网络的建立/180
非洲研究协会/184
1969年蒙特利尔“暴动”/189
尼日利亚的项目/194
结论/204

第七章冷战中的主要基金会、拉美研究和智利/207
拉丁美洲与美国/211
美国国内拉美研究的发展/213
智利项目/217
结论/250

第八章后冷战时期的美国权力和主要基金会/253
全球化和全球市民社会/257
“民主和平论”:美国权力新的理论依据/263
监控伊斯兰主义/287
结论/291

第九章结论/293

注释/305

精彩书摘

人们很难相信“慈善”——字面意思为“爱全人类”——可能是有害的。例如,当一个人读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捐赠数百万美元给医疗卫生计划时,暗示其动机可能不是它们看起来的那样,似乎是一种亵渎。然而,我在《以慈善的名义(美国崛起进程中的三大基金会)(精)》中却要指出这样的可能性。在书中我分析了自20世纪30年代至“反恐战争”时期,美国基金会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我认为,慈善基金会在建立“美国世纪”,或者说美国统治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霸权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文化和思想的渗透。就像在美国社会内部——中间有一个强大的东岸外交政策权势集团“渗透”进其他地区和社会阶层——在世界范围内它同样也是如此。
尽管三大基金会(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内基)的形象在科学上是不偏不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是中立的,超越了市场且独立于国家,它们却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崛起为全球霸权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以慈善的名义(美国崛起进程中的三大基金会)(精)》就展示了它们浓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特性,融合于市场、公司和国家机构中——它们其实就是美国权力精英的一部分。时至今日,它们处在一个更加拥挤的领域,却仍在继续创新、积极竞争并与新一代的慈善机构合作。
历史上,三大基金会代表了东海岸外交政策权势集团的一个战略组成部分,而后者的思维方式、体制和活动,均由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和外交政策协会(FPA)这类组织的积极领导来体现。大体上看,三大基金会处于权势集团努力强健和动员(根据需要)的美国学术界的中心,关注包括像外交政策制定者这类对于外国地区的专业研究,以及通过发展国际关系学科等方面,而在这些项目的背后则是美国领导的全球霸权。基金会的领导人遴选自美国精英社会的各个阶层,与本国最大的公司以及精英化的文化、宗教、政治和国家机构保持着密切联系。在20世纪初,这些精英将注意力集中于美国的全球角色和国内的政治改革,以图建立一个更为强大的联邦行政机构。他们寻求团结美国社会来建立和促进反孤立主义和全球主义的舆论(精英的、有关的和普通大众的),在外交事务领域建立国家能力和政治资本,以及在大学里促进对外国地区和国际关系的研究。基金会在国内建立了思想和政治基地,来帮助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尤其是在冷战时期,基金会还直接介入扩展和巩固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影响美国的思想、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发展。例如,1973年血腥军事政变后,将奥古斯都·皮诺切特将军统治下的智利从一个福利民主国家转变成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先锋国家。
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的进程可以通过主要基金会的崛起来追溯,包括三个相互重叠却特色鲜明的阶段,其中每个阶段都使国内和国外的精英变得社会化,并将自由主义嵌入国内和国际机制之中:第一阶段,是在国内层次上,持续时间是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在此期间,基金会帮助建立了自由国际主义的霸权,使孤立主义边缘化,尤其是在外交事务方面,建立了联邦政府的机制化能力。第二阶段,部分地与第一阶段重叠,持续时间是30年代至70年代。在此期间,基金会帮助社会化和整合了美国和国外的精英,发展了正式和非正式的国际组织。第三阶段,从80年代后期开始,当时基金会帮助美国霸权重新概念化,促进了民主和“全球市民社会”,并培育了对新自由全球主义的“民主挑战”。这里基金会建立或者致力于建立的国际秩序,过去和现在都与美国的利益一致。
关键之处在于,尽管宣称得很好,但实际正相反,三大基金会针对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大规模援助计划并没有缓解贫困、提高大众生活水平,或使民众得到更好的教育。总体上,这种援助产生的只是支持美国政策可持续的精英网络,无论是对外事务和经济政策都是如此,范围从20世纪50年代的自由主义到21世纪的新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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